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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受海外学术潮流的影响，围绕政治精英、王朝兴衰的传统政治史研究在中国的主流地位受到冲击。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概念的引入推动中国政治史研究的转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杨念群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主张“重提政治史【1】，响应“新政治史”潮流在研究方法、史料运用上的革新。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在政治史研究中。此外，受福柯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对符号、仪式、话语也给予了大量关注，不少研究对这些因素与权力的生成、运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仇鹿鸣认为，“对政治史这样传统的研究门类而言，方法改良的重要性或许超过议题的改换。”【2】历史事件是政治史的一类重要研究对象。在“新政治史”兴起之前，海内外史学界已对中国史上绝大多数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大礼议”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嘉靖早期围绕兴献王尊号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争论。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关于礼仪制度的争议，实则是明朝中叶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权力博弈的体现。围绕“大礼议”这一旧议题的传统研究汗牛充栋。在政治史层面，已有研究多关注皇权与内阁的权力关系、官僚体系内部的分裂、嘉靖朝的“政治革新”【3】；在思想史层面，部分学者对“大礼议”与阳明学的关系进行探索；【4】也有部分学者尝试考察从社会经济层面研究“大礼议”的背景与影响。【5】尤淑君的《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以下简称《大礼议》）是近年从政治文化史角度研究大礼议事件的代表性著作。作者讨论“大礼议、名分礼秩、皇权重塑三者间的关系”，重新考察“大礼议”的实质、过程与影响，并从国家礼制史的视角探讨礼制改革对嘉靖朝乃至明中后期政治文化嬗变的作用。【6】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关于“大礼议”的结束时间，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以嘉靖三年九月兴献王尊称的最终确定为标志；第二，以嘉靖七年《明伦大典》的编纂完成为标志；第三，以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兴献帝祔于新太庙为标志。【7】前两种观点均将旨在实现兴献帝“称宗祔庙”的宗庙、郊祀等礼仪制度改革，视作另一个独立的议题。然将兴献帝正式纳入皇家祭祀体系，意味着“大礼议”在制度层面的最终落实，亦标志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从公开对抗转向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因此本文采取第三种观点，以期对嘉靖朝君臣权力博弈与政治文化的变化进行梳理。【8】

一、秩出祖训：世宗“嗣皇帝位”的礼制基础

明太祖“创制立法，至精大备，明明典则，贻厥子孙”。源始于《祖训录》，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颁行的《皇明祖训条章》，是位序最高的“祖宗成法”，被视为明代治国的不刊之章。明初建立的典章制度与治国理念，深刻塑造了明代的政治与社会文化风貌。有明一代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败局，往往得益或受制于对祖宗成法的继承与背离。有明一代从嗣君到百官庶民，亦借助对《皇明祖训条章》的诠释，为自身的政治理念张本。“大礼议”的起源、发展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制度根源，与《皇明祖训条章》确立的皇位继承制度及相关礼法原则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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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祖训》

为防元代伦常渎乱，政治动荡之弊，明太祖制定了严格的皇位继承制度。《祖训录》言：“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当守分勿动，谨信嫡庶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9】这是以法律条文的方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与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皇位继承制度。“立嫡以长不以贤”实现了由观念到典章制度的转变。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暴毙。武宗无子绝嗣，且是孝宗独子。但依《皇明祖训》规定，“兄终弟及”原则下的嗣君必须是皇帝的同母弟。在此情况下，宗室无人具备继位资格。杨廷和等辅臣只得对《皇明祖训》进行再阐释，选择尚在藩邸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嗣皇帝位”，即为世宗。关于世宗即位的合法性，内阁颁布的《武宗遗诏》与世宗颁布的即位诏中均有论述：

……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武宗遗诏》）

朕承皇天之眷命，赖列圣之洪休，奉慈寿皇太后之懿旨，皇兄大行皇帝之遗诏，属以伦序，入奉庙社。内外文武群臣及耆老军民，合词劝进，至于再三，辞拒弗获，谨于四月二十二日，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深思付托之重，实切兢业之怀……（《即位诏》）

依托《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伦序”，并经过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的“劝进”，世宗以外藩入继的合法性构筑在祖宗成法与内廷、外廷形式上的认可之上。遗诏与祖训共同确立了世宗继位的合法性，它们也成为“大礼议”过程中议礼双方援引、阐释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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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吐故纳新：统嗣之争与“大礼议”前期的人事调整

然而《武宗遗诏》与《世宗即位诏》中对朱厚熜在宗统与皇统中的身份定位都很模糊，只是笼统地说“属以伦序，入奉庙社”。这样的表述隐含了较大的礼制争论空间，朱厚熜继位既可解读为以皇子身份继嗣孝宗，亦可视为继承武宗皇统。“嗣皇帝位”是“承孝宗之统”还是“继孝宗之嗣”？朱厚熜与杨廷和内阁所持观点不同，“继统”与“继嗣”即成为朱厚熜即位之初君臣争论的起点。

“继统”与“继嗣”的分歧在朱厚熜与藩邸人马入京时初见端倪。兴藩人马抵达北京郊外时，围绕礼仪状与礼部发生争端。礼部拟定的章程，采用藩王入门礼，并先立朱厚熜为太子，以皇太子身份先继孝宗之嗣，再即皇帝位，承孝宗之统。【10】这一设计无疑体现杨廷和内阁的意志，通过“继嗣”与“继统”的合一以最大限度地符合《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伦序”，强化朱厚熜即位的合法性。然朱厚熜认为“嗣皇帝位”仅仅是“承孝宗之统”，无需“继孝宗之嗣”，因而主张皇太子即位礼不当，拒绝内阁的安排。

朱厚熜即位后，随即命礼官集议崇祀兴献王名分礼秩。内阁主张“袭宋英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11】，即要求朱厚熜在继孝宗之嗣的前提下承孝宗之统，正名定分，不容妥协。“夫使嗣必父子之亲，则遗诏不当言'嗣皇帝位’，使廷臣称嗣为不经，则遗诏称嗣，何以独为继统而非继嗣也？”【12】但朱厚熜不愿接受该方案，多次要求“再议”，甚至将奏章“留中”。内阁与皇帝僵持不下时，观政进士张璁上《正典礼》，以《礼》中“长子不得为人后”为依据，正式提出“统与嗣不同”，主张承孝宗之统不必继孝宗之嗣。《正典礼》的主要影响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为“继统不继嗣”提供礼制依据，二是将大礼议由礼制争论上升为权力之争。张璁提出，礼的目的是人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非人情则非礼矣”。因而皇帝隆尊亲之孝的人情理应得到支持，“嗣孝宗以自绝其亲”的内阁方案缺乏合理性。张璁进一步强调“非天子不议礼”，皇帝大可“畴咨众言”然后乾纲独断。“继统不继嗣”的方案，是“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13】张璁的主张获得朱厚熜的支持。

来自新科进士的声音，打破了杨廷和内阁与世宗皇帝在嗣统之争问题上的僵持状态，冲击了嘉靖朝堂既有的权力结构。内阁控制言路以求速决大礼的计划破产，言官风闻言事，锋芒毕露。这释放出两个信号：第一，以杨廷和为代表的老臣权威受到质疑，以张璁为代表的新进士大夫获得皇权的支持，逐渐主导嘉靖朝政局。第二，皇帝与阁臣关系趋于紧张，嘉靖朝堂上的政治生态由此发生变化。

正德十六年（1521年）兴献王妃蒋氏的入门礼争论，亦为“继统”与“继嗣”分歧的集中体现。礼部主张兴献王妃从东安门入,用王妃仪仗。朱厚熜驳回礼部意见，“断议由中门入，谒见太庙”，并“命锦衣卫以母后驾仪往。又命所司制太后法服以待”【14】。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杨廷和草敕下礼部言“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而王妃虽由中门入，但“朝议不谒太庙，生见奉先、奉慈二殿而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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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实录》

嘉靖三年（1524）杨廷和罢官。随后皇帝与阁臣、“人情论”派与“继嗣”派的矛盾在左顺门事件中爆发。朱厚熜欲去除“本生”二字，将生母尊号“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改为“圣母章圣皇太后”，并直接尊生父为“皇考”。敕令一经颁布，群臣哗然。随后，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诸臣号召百官效仿宪宗朝群臣伏哭文华门故事，进行政治示威。杨慎倡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229名官员伏阙哭谏，诸臣群情激愤，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嘉靖皇帝派遣司礼监安抚、劝离无果后，果断进行镇压，廷杖180余人，杖毙17人。《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此事：

……俱赴左顺门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闻之，命司礼监谕退，不去。金献民曰：“辅臣尤宜力争。”朱希周乃诣内阁告毛纪，纪与石宝遂赴左顺门跪伏。上复遣司礼太监谕之退，群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帝怒，命司礼监录诸姓名，收系诸为首者丰熙、张翀、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等八人于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上大怒，遂命逮系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于狱。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

……

庚辰，锦衣卫以在系官上请，初逮系时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系之。并待罪者，总二百有二十人。上责之，命拷讯丰熙等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者俱夺俸，五品以下者杖之。于是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各杖有差，……，十有七人俱病创，先后卒。

左顺门事件实则拉开了嘉靖朝人事大变动的序幕。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定策国老”被排除出朝廷，取而代之的是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议礼新贵。至嘉靖四年，即《献皇帝实录》编修之年，支持杨廷和“濮议”派诸臣或被贬谪，或获罪下狱：

以大礼伏阙，触犯圣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编戍者，学士丰熙等八人；决杖死者，编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系者，副使刘秉鉴、知府罗玉等若干人；以织造抗使臣逮系者，布政使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干人；以失仪下狱者，御史叶奇、主事蔡干等五人；以京堂官为所属讦奏下狱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16】

孝宗、武宗时期形成的皇帝—内阁君臣关系和利益集团被清洗，嘉靖朝新君与新臣的合作全面展开。议礼派占据朝廷言路的主导地位，皇权重塑、强化。在此基础上，朱厚熜才得以逐步夺回议礼话语权，迅速推进礼制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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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子议礼：“大礼议”后期君臣博弈与皇权强化

左顺门事件之后，言官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伏阙诸臣与议礼新贵势同水火，风闻言事，两派的争论从政见分歧上升为道德层面的相互指摘。为了减少党争带来的政治资源内耗，强化皇权，朱厚熜继续通过精心布局、调整人事安排，逐步恢复并掌控话语权。朱厚熜大力扶持议礼派，但绝非被其左右。他对参与左顺门事件的部分大臣进行安抚，当议礼新贵在礼制改革等关键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合时，朱厚熜也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进行压制与贬抑，削弱其影响力。与此同时，他继续选拔并支持对皇权更为忠诚的兴藩旧臣，在朝堂之上强化了以皇帝为核心的权力格局，确保了皇权的绝对主导地位。

嘉靖七年，朝廷颁布《明伦大典》，以国家政书的形式奠定大礼议的官方解释。对“大礼议”与明代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尤淑君认为，“《明伦大典》的纂成，意味着“大礼议”的官方解释以国家政书的形式广布天下，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实不容小觑。《明伦大典》让嘉靖皇帝间接剥夺了士人的话语权，得控制解释权，让天下之是非皆出于朝廷，朝廷之是非皆出于皇帝。”在颁布《明伦大典》的敕文中，朱厚熜表达了支持议礼派的立场，并对杨廷和集团和伏阙诸臣追夺官爵，进行清算。敕曰：

大学士杨廷和谬主《濮议》。尚书毛澄不能执经据礼。蒋冕、毛纪转相附和。林俊着论迎合。乔宇为六卿之首，乃与九卿等官，交章妄执。汪俊继为礼部，仍主邪议。吏部郎中夏良胜，胁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阙喧呼。朕不欲已甚，姑从轻处：杨廷和为罪之魁，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法当戮市，特宽宥削籍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夺其生前官职。蒋冕、毛纪、乔宇、江俊俱已致仕，各夺职闲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胜酿祸独深，俱发原籍为民。其余两京翰林、科、道部属，大小衙门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己不与闻者，俱从宽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编戍为民者不问。尔礼部揭示承天门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17】

礼制改革推进的同时，内阁诸臣、内阁与百官之间相互倾轧的局面也在加剧。《明伦大典》颁布的同时，朱厚熜加封张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继任内阁首辅杨一清与张璁政见不和，二人又有私怨。张璁不愿久居次辅之位，屡辱首辅，并上书攻击杨一清。朱厚熜虽以异论相搅的策略驭下，却也对内阁的分裂感到厌烦，“上闻亦厌之”。他还发现张璁禁止匿名文书，是为了阻塞言路，独断专权。因此，朱厚熜公开斥责张璁“自伐其能，恃朕所宠”，告知众臣礼重张璁“非私恩也，报昔正伦之功”。这既肯定了张璁在礼制改革中的立场，又明确了皇帝对内阁成员的赏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这一时期，朱厚熜通过人事调整，成功地将皇权从内阁与百官的挑战中抽离出来，并进一步强化了其绝对主导地位。通过编修《明伦大典》，朱厚熜强调“非天子不议礼”，使天下是非决于君上。他既利用议礼派推动改革，又时刻警惕其势力的膨胀，通过压制与安抚并用的方式，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与权威，重塑了明代的政治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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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辅臣为尊：后“大礼议”时代的君臣关系

“大礼议” 对明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内阁权力的演变与扩张中。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演变，明代内阁逐渐构建起一套较为成熟且稳定的运行机制。内阁拥有票拟等重要权力，能够对朝廷的各项政务决策提出关键意见。“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绝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18】内阁首辅接近“百官之长”，首辅的权力来源于制度赋予的结构性权力与礼制赋予的道德优势。杨廷和凭借其深厚的学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在朝堂中的威望，有效地运用这一制度赋予的权力，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推动政务的顺利开展。 杨廷和本人是传统儒家礼制的维护者，他在政治决策和朝廷日常运作中运用礼制原则进行引导和约束。在“大礼议”事件中，他借助礼制赋予的道德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甚至控制官僚集团的集体意见，引领朝廷的政治走向，对皇权造成压力。

“大礼议”之后的内阁权力消长完全仰赖皇权的收缩或扩张，首辅甚至成为皇帝私臣，内阁呈现出明显的依附性和工具性特征。内阁首辅以及其他阁臣的选拔和去留更多地受到皇帝个人喜好和派系斗争的影响。阁臣们为了能够稳固自己的权位，往往不得不投皇帝所好。嘉靖后期，严嵩着意将自己调整成勤政又逢迎皇帝的首辅形象，运用政治投机手段入阁掌权。《明史纪事本末》评价他：

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赋续累累，嵩即自服帝前。人言籍籍，嵩遂狼狈求归，帝且谓嵩能附我，我自当怜嵩。【19】

辅臣权力的扩张既是制度设计的结果，也是皇权政治的需要。有明一代，内阁权力并不具有独立性，它并不拥有完整的决策权力。内阁地位也并不稳固，既不能直接统领六部，又受到宦官势力的制约，其地位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君主的需求。“专制”与“集权”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追求，而自明太祖将宰相的独立决策权收归专上，辅臣之权只是皇权的代理，而非皇权的分割。《明穆宗实录》指出：

我朝革丞相，设六卿，兵事尽归之兵部，阁臣之职止是票拟，亦犹科臣之职止是建白。凡内外臣工论边事，观其缓急，拟请下部看详，及兵部题覆，观其当否，拟请断处。间值事情重大，拟旨上请传行，盖为阁臣者其职如此而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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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礼议后嘉、隆、万三朝多出“俨然以丞相自居”的辅臣。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认为，内阁权力扩张的重要表现和原因，是侵夺吏部尚书的职权。

仁宣之代，与卿并，太宰（吏部尚书）位第一，华盖次之，大宗伯（礼部尚书）位第三，谨身次之；正统景泰之际，大宗伯、太宰位皆第一，华盖次之；......成化末，太宰文帅与首臣权相敌也，次之与首势相逼也......弘治间，首次以官序而不异权，太宰、大司马（兵部尚书）以孤卿重而不相角......正德不亲政，其始端委而听阁臣之赞襄，既而使大阉夺之......嘉靖入绍，尽埽其蠹而新之，归政内阁。【21】

隆庆年间，高拱以吏部尚书兼任内阁大学士，重臣掌枢机，强化“阁体既尊，而权亦渐重”的局面。到张居正时期，内阁权力达到顶峰。张居正与太后、宦官达成合作，形成“宫府一体”的格局。他推行考成法，使部院考察地方，六科考察部院，内阁考察六科。这将考察官员的最高权限交给了内阁，使内阁获得了支配官僚系统的合法权威。“于是阁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骋意见，以营其私，而党局分焉。科道庶僚，乘其间隙，参奏纷拿”。

“大礼议” 首先是一场围绕礼仪制度的争论，明清以降，不少学者都从礼制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世宗自大礼议，嘅然有更定制作之思，而诸臣纷纷言祀事矣。……帝采稽典闻，精思禋祀，进退群心，斟酌美备，庶几一代之典，亦十世可知之故也。”然在礼仪之争以外，它也是明中叶重要的政治风波，是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权力博弈的集中体现。从朱厚熜即位之初的统嗣之争，到左顺门事件的激烈对抗，再到《明伦大典》的颁布与内阁权力的重塑，“大礼议”的余波延及明中后期，对政治文化生态产生重要影响。

明世宗在左顺门事件后进行政治清洗，吐故纳新，建立新君与新臣的政治合作关系。他通过人事调整，培植了一批紧密围绕在皇帝周围的议礼新贵，通过压制与安抚并用的方式，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与权威。《明伦大典》的编纂，则以国家政书的形式奠定了大礼议的官方解释，借国家政书表达政治主张，使“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与此同时，皇权的增强与内阁权力的演变与扩张相伴随，内阁首辅逐渐成为皇帝的私臣，呈现出明显的依附性和工具性特征。皇帝风闻言事，则朝堂倾轧与诸臣党争愈演愈烈，政治风气日益恶化，朝廷的凝聚力与效率受到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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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仇鹿鸣：《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

[[3]]比较重要的研究有张治安：《明代嘉靖初年的议礼与党争》，台北：“国科会”六十一年补助论文，1972年；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孟广军：《从嘉靖朝大礼议等事看阁权对皇权的制约》，《北方论丛》1995年第3期。

[[4]]郑克晟、傅同钦：《王阳明与嘉靖朝政治》，《明史研究专刊》第11期。

[[5]]张立文：《论张璁的“大礼议”与改革思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4期。

[[6]]尤淑君：《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

[[7]] 张显清：《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第7-15页。

[[8]]尤淑君：《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9]] 《祖训录》，《法律》

[[10]] 《明史》卷17《世宗本纪一》，第 215页。

[[1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0 《大礼议》，第509页。

[[12]]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4，第162页。

[[13]] 张孚敬：《太师张文忠公集》奏疏卷1《正典礼第一》。

[[14]]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0 《大礼议》。

[[1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0 《大礼议》。

[[16]]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0 《大礼议》。

[[17]] 《议大礼敕》，《皇明诏令》卷21。

[[18]] 《明史》卷109。

[[1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4。

[[20]] 《明穆宗实录》卷22。

[[21]]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