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老战士林珍。

　　在香港新界屯门龙鼓滩的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前，林珍为人们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故事。

　　林珍展示她荣获的勋章。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在香港新界屯门龙鼓滩的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前，90岁的抗日老战士林珍拄拐而立，胸前的勋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她身形瘦削，声音却清亮高亢，正向前来的大人和孩子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战士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故事。讲到动情处，老人潸然泪下。

　　不久前，林珍登上访港的海军山东舰，难掩激动之情，高唱起《东江纵队之歌》。激昂的旋律里，有她对峥嵘岁月的追忆，有对今日国家的自豪，更寄托着对年轻一代“薪火相传”的企盼和“国安家好”的祝愿。

　　烽火童年

　　望着孩子们的稚气面庞，林珍总会想起自己的童年——那是香港被战火撕碎的岁月。“战争年代，没人能置身事外。只要是中国人，有颗中国心，就得同仇敌忾。”她常对身边的年轻人讲。

　　1941年12月8日清晨，九龙城打鼓岭道41号的阳台，成了6岁林珍记忆里抹不去的坐标。她第一次看见日军飞机掠过启德机场，“轰隆声像要把天撕开”。冬日的阳光突然变得刺眼，硝烟像黑纱罩住马路，难民抱着孩子蜷在路边，苍白的脸上布满泪痕，绝望在空气里蔓延。

　　林珍第一次对“死亡”有了模糊的认知。她看到了板车拉着席子卷盖的尸体经过，也记住了姐姐林展被日军欺凌的情景。大她15岁的姐姐，是指引她走向抗日的“灯塔”，也成了她童年最深的痛。

　　1943年的一天，几个日本军人押着双手被反绑的姐姐破门而入，叫嚣林展偷了军票，要抄家。“其实是他们想侮辱姐姐不成，就来寻仇。”林珍躲在母亲身后，眼睁睁看着日军当着家人的面殴打姐姐，一个军官拔出刺刀在姐姐脖子上来回比划。

　　“弟弟妹妹，若我被杀，要替我报仇!”姐姐的呼喊像烙铁烫进林珍心底。那一刻，家仇与国恨随着钻心的疼，一起刻进了这个年幼女孩的生命里。她说：“我们不想打仗，可被打了，总不能等死。”

　　少年担当

　　“坐在家里都挨打，不如跟着组织走。”母亲这句话，让林珍一家下定了投身抗日的决心。1943年冬天，8岁的她跟着母亲和哥哥，追随姐姐加入游击队，成了“小鬼通讯员”。

　　年幼的她常把情报卷成火柴棒藏在衣襟，或是混在水果篮里传递。班长教她认路：树上的刻痕是方向，石头是路标，还有接头的暗号。她很快学会了客家话，送信时不时需要穿过旱地、水洼、红树林和海滩，沟沟坎坎挡不住她的脚步。

　　做了半年通讯员后，林珍被调到伤兵医院当护理员。一开始只是送水喂饭、搞卫生，后来她学着给伤兵洗伤口、换纱布。艰苦时期，带着脓血的纱布要反复清洗、消毒，再利用。寒冬里，她洗纱布的手上满是又疼又痒的冻疮。

　　最让人揪心的是缺医少药。林珍看着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取子弹，战士们的叫声撕心裂肺。“可没过几天，他们就申请回战场，还笑着对我说‘阿珍别怕，我们总能打胜仗’。”

　　林珍回忆，负伤失明的洪大哥常鼓励她：“等胜利了，你回香港当白衣小天使，再给我治眼睛吧。”这句话，她久久记在心里，成为困境时照亮她的一束光。

　　薪火相传

　　抗战胜利后，林珍北上求学。1977年回港时，发现年轻人对港九大队的历史一无所知。“港英教育像层雾，遮住了真相，让不少人忘记了来时路。”自此，她成了讲述抗战历史的“火炬手”，在历史遗迹与校园间奔走宣讲。

　　1995年，林珍回港定居，联络上老战友后，投身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工作，从秘书长干到会长。如今，耄耋之年的她仍活跃在爱国主义教育一线。这些年，她时常冒酷暑带领年轻人参观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拄着拐杖进校园讲情报传递的细节。

　　在拔萃女书院，学生们通过AI对话虚拟的林珍奶奶和其他抗战老兵，“一键穿越”重走老战士抗战路，感动于先烈们前赴后继的无畏奉献。“林珍奶奶小小年纪就当了兵，这是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我在她身上学到了爱国、坚韧与勇敢。”该校中三学生陈霈琦说。

　　2024年9月3日，香港海防博物馆正式改设为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林珍将自己2015年获颁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借予博物馆，作为揭幕后首个专题展览的重点展品，与老游击战士使用过的布袋、毛毯、手枪及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等珍贵文物共同展出，向世人讲述香港同胞在抗战中的历史贡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和平来之不易，要好好珍视，更要代代守护。”林珍站在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前，望着学生们朝气蓬勃的脸庞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王昕怡、李俞辉）